《名人》，是由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创作的一部关于围棋的小说，1951年开始写，直到1954年才完稿。小说中所写的这一盘棋，是在围棋史上最有名的棋局之一。

 

    日本二十一世本因坊名人秀哉，在他64岁那年，要以一局棋来告退棋界，一位年轻棋手的代表被推上了舞台，这就是木谷实七段。这一局棋下得十分激烈，双方限时40小时，期间，由于秀哉名人的健康状况，棋局中断了三个月。实际上，这一局棋从1938年6月26日一直下到12月4日。

    几乎在所有的日本棋谱中，都要将这一局棋收入。这一盘棋的意义重大，已故著名的围棋评论家赵之云和他的夫人许宛云所编著的《围棋名局赏析辞典》中，将这一盘棋，放在日本卷（上）的最后一篇，这就是说，这一盘棋是日本围棋的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本因坊秀哉，就是日本传统围棋的最后一位棋手，他是日本围棋的最后一位终身制的本因坊和名人。在他之后，所有的头衔都不再是固定，要由棋手逐年去斗取了。

 

    川端康成这样写秀哉名人在这一盘棋中的处境：

从各种意义来说，秀哉名人好像站在新旧时代转折点上的人。他既要受到旧时代的对名人的精神上的尊崇，也要得到新时代给予名人的物质上的功利，于是膜拜偶像的心理同破坏偶像的心理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日子里，名人出于对旧式偶像的怀念，下了这最后一盘棋。

    秀哉名人在这一局棋之后一年多就去世了。川端康成在小说中反复这样写到：“正如秀哉名人的棋艺以这盘告别棋而告终一样，他的生命也宣告结束了。”说不定是这一盘棋夺去了名人的性命呢。下完这盘棋，名人再也恢复不了健康了，一年后就离开了人世。

川端康成是这一盘棋的见证人，他受报纸所托，以一位名作家，成了这一盘棋的观战记者。在这一对局进行中的时候，川端康成已经在报纸上对这一局棋作了几十次的观战报道。

创作历程编辑

    《名人》这一部小说，是在棋赛结束后13年，也就是在小说中，本因坊秀哉仍用原名，木谷实成为“大竹七段”，而作家本人则用“浦上”这一称呼。这一种写法，在中国当代，被看作是“纪实小说”，是事实的再现。

川端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小说呢？他是在重复他的观战记吗？不会的。川端康成是一位十分有性格的作家。他的每一篇作品中，总是有着“属于川端”的那种美。这一点，在文学上有很深功底的棋手吴清源就有深刻的印象。吴氏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川端康成对“美”有很深的研究，是位有细致观察力的天才作家。因他作文章反复推敲、追求尽善尽美，如同制作艺术品一样，所以经常延误交稿期。战后，为了写《吴清源棋谈》，他投宿于仙石原的表石阁，用了三天时间到我那里采访。记得出版社的编辑因与川端的稿约到期，为了使延误的稿子尽快到手，不得不派人一直尾随于他的身后。

    川端的小说，是不强调小说曲折的情节的。他的风格，是像流水一样，一路潺潺流去，透露着日本文学特有的美。他的美，不是那种浓郁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强烈的冲击式的美。而是有着东方的含蓄、深沉、淡雅的那种美。这种美，只在于细细的欣赏和品味。就像一枝菊花，散出的香气是淡淡的幽长的。在《名人》中，要欣赏这样的美，是要在全篇之中，一点一点从每一个细节之中去感受的。

《名人》所写的是本因坊秀哉的最后一战。这一战，将终结一个人的围棋生命，也将终结一个旧的围棋时代。这就会使这个主人翁，有“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壮，也会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凉。但是，这样的沙场式的战士豪情，川端是寄托在一个身材短小貌不惊人的老人身上的。川端在小说中表白，他在棋战时，与其说是在观棋，不如说是在观察下棋的人。

他眼中的秀哉，是这样一个人：

    名人绝不是美男子，也不是富贵像。可以说是一副粗野的穷相。不论取其哪个部分，五宫都不美。比如说耳朵吧，耳垂像压坏了似的。嘴大眼细。然而由于长年累月经受棋艺的磨练，他面向棋盘时的形象显得高大而稳重，仿佛在遗容照片上也荡漾着灵魂的气息。他像是酣睡，合上眼睑露出一条细缝，蕴含着深沉的哀愁。

    川端的美学观点是特别的，他说，美只存在“少女、孩子和濒于死亡边缘的男人”。川端康成在老年的时候曾写过一篇散文，标题是《不死》。在这一篇被评论界看作是川端的晚年的代表作的散文中，川端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在年轻的时候拣高尔夫球的男人，一个深爱着他的姑娘。这两个人没有结成良缘，姑娘殉情死了。在男人老年的时候，姑娘还是那么年轻，飘然而至，重新开始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一同离开了世界，也一同地“不死”了。这里，是可以看到川端康成的美学倾向的。

    川端康成将本因坊秀哉当作他的作品的主角，是一种沿着他的美学观念的必然。有一种说法，真正的美，总是在悲剧之中显现出来的。最美的常常不是太圆满和太完整的故事，不是太强大而有力量的人物。美是一种感情，是一种在流动中的情绪。弥漫在这篇小说中的，就是浓浓的悲情。名人的逝去，是人格美，同时也是围棋的美的再生。

    一位老人，一位在人生的波涛中一点点失去了生活中由于年龄而拥有的一切美好的老人，面临最后的一盘棋，这一盘棋，将会把他生命中的最后的光点夺走，这也就今将他的生命之火最后扑灭。他是在作最后的抗争。这是川端在这篇小说中美的出发的。这样的美，不会非常的光鲜，却是能够浸入肌骨的。

    这样，川端会将作家的理想和作家的理解移到了作品中的人物的身上。赛场成了舞台，在这里下棋的人，是作家心目中的形象，这里，有很丰富的想象和很强烈的情感在内。

    这就成了一篇小说，这是和十多年的观战记不同的。真实的记录和以真实的故事为素材的艺术品是不同的。正像浸透了水的手帕和浸透了泪的手帕是不同的一样。

 

    川端笔下的秀哉，是一位真正的大师。他写，只要名人在棋盘前坐下，就会生出一股习习和风，使周围变得清爽畅快。名人是在病中接受挑战的。名人强忍着病痛在棋盘上下棋，而且，还要忍受对手利用新规则的种种便利。在这时候，名人的心情是矛盾的。但是，要在棋盘上留下美的棋谱的想法，一直支配着他去下完这一盘棋。他下棋的态度十分严谨和郑重，围棋中有他的一生追求的理想。他要将“常胜名人”这一称呼，留在最后的一局棋上。在长期的比赛中，名人一直在病中，但是，他不放弃比赛，他说：“只要还在下这盘棋，我的病就不会好转。我常常突然这么想，把这盘棋全扔在这儿，我就舒服啦。然而，我不能作出这种对艺术不忠的事情来。”名人在比赛中一度脸部开始浮肿，这是心脏病的征兆，在坚持了一段之后，名人进了医院。名人在久病之后重返赛场时，特地把白发染黑。而在棋局几乎无救时，他又去理了一个近乎光头的平顶头。

    在小说中，名人一直在他的对手大竹的纠缠中。大竹在比赛中，每下一步，都要长考，有时一步棋要思考三个多小时，作为病人的名人在对局中是缺乏耐心的。大竹在比赛中不断地上厕所，干扰了名人的思考。大竹无视名人的权威，而在规则问题上有近乎固执的要求。名人对大竹是宽和的，是忍让的。尽管这一位棋手，是将他最后的理想夺走的人。名人坚持了传统的围棋的精神，要高举一面很难再高举的旗帜。

    名人最后一次的搏击是下出了他的败着。在他看到大竹121手以一手类似打劫的一着来作为封手时，他被激怒了。他感到了围棋艺术被破坏了，围棋风雅传统被破坏了。名人后来说，这手棋，就像“在难得的图画上涂了黑墨一样”。名人在棋盘面前虽然没有流露出来，但心中却是愤怒和沮丧的。在“忍无可忍，暴躁起来”下的130手，是名人的败着。这一局棋就狂澜既倒，无法挽回了。

名人败了，川端描写了他失败后的感伤和孤独。在这些篇章中，名人是在一种低徊的调子之中活动，带着深深的哀伤。

    很难想象，在这样的低沉的描写中，川端康成能将一种特有的美注入到了一个形体瘦弱而在艺术上丰满的形象之中。他的心灵，他的情操，他的精神，都在节节的失败和步步走向死亡之中一点点地升华。

 

    这一部小说，出色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刻画，成为了艺术的精品。

    川端的同情，是在秀哉的一方。他在刻画人物中，也在刻画自己的追求和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我们是可以从名人的身上，看到川端对待艺术的态度的。川端对于围棋的一片挚爱，也通过秀哉这个人物，表现出来了。

    川端康成将秀哉写成了一个围棋传统精神的最后的卫士，是在世风日下的围棋界捍卫正统的一面旗帜。名人秀哉是在唱着一首旧时代的挽歌，他在送别一个时代；川端康成也在唱着一首挽歌，他也在辞别拥有旧时代的精神的最后一个棋手秀哉。

    秀哉在川端的美学观念上，是一个“濒死的男人”，这不仅从年龄和生理上可以这样看，从他的精神上更能这样来看。

    日本人是十分喜欢樱花的。樱花的美，是十分短促的，它很难开的久。在盛开的时候，樱花染红了大地。但是，只要一有风雨，鲜艳的樱花就会纷纷飘散，零落一地。樱花的美，常常出现在艺术的作品之中，描写樱花，就有凄婉的爱怜在内。樱花就作为一种回忆和想象，长留在人的心间。《名人》中秀哉的美，也有樱花的特点，在秀哉的一生中，川端将他的辉煌一笔带过，仅截取了最后的一盘棋。《名人》是一片正在瓢落的樱花，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的日本文学的传统风格所在。

    但是，在《名人》中的本因坊名人秀哉，并不能看作是生活中的原型。这是因为，当川端将深深的同情和赞美给了秀哉之后，这一个“秀哉”就带有川端康成的艺术创造，有川端想象的成分。换句话说，这是川端康成的秀哉。

这样，我们可以说，小说中那样精神形象高大的秀哉，不一定完全是真实的；小说中那个猥琐渺小的大竹，应和为全世界培养出一半超一流棋手的大师木谷实有别。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对一个必然要灭亡的旧的赛制，无需流下依依不舍的泪，旧的围棋精神由新的围棋精神所代替，也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围棋的沉沦。从新制度更合理的角度来看，这体现了围棋在大踏步的进步之中。当然这种历史的必然在小说中是过于轻描淡写了。

    秀哉处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他的执着和顽强，就更增添了他的悲剧色彩。带有时代和个性色彩的美学观念与理智和科学，往往是难以在同一立场上的。

 

    川端康成是在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他在获奖时的演讲是《我在美丽的日本》，这是一篇谈日本文化之美的散文。当中国的文学家严文井得到这一篇文章的中译本的时候，将它介绍给陈祖德。当时陈祖德以他的《超越自我》，进入了创作的领域。

 

    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小说家，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

    1899年，川端康成出生于大阪，父亲是一名医生，川端康成的命运十分坎坷，在他的幼年时期，父母先后去世，不久，抚养他的祖父母也离开了人间，年仅16岁的他只得暂住在伯父家中。幼年的不幸生活反倒激发了川端康成的创作力，他决心在自己喜爱的文学创作中闯出一片天空。经过刻苦的学习和大量阅读世界名著，1920年，川端康成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次年即转入国文系。同年，川端康成与今东光等人合创《新思潮》，并在第二期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扫魂祭一景》，自此蜚声文坛。1924年，大学毕业后的川端康成与人共同创办了《文艺时代》、《文学界》等杂志，并于1926年发表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事业步入了辉煌期。先后曾任日本笔会会长、日本艺术院会员和国际笔会副会长，还曾获得过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声名远振。川端康成一生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如创作集《情感的装饰》、短篇小说《水晶幻想》、《禽兽》、中篇小说《山之音》、《睡美人》等。1968年，川端康成凭借《雪国》、《千只鹤》、《古都》，成为日本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1972年4月16日在逗子市的工作室用煤气结束了自己的一生。长眠于神奈川的镰仓陵园。

 

    在国内一些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作品集中，《名人》常常成为川端康成的代表作，这不是偶然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川端的晚年，就是又一个秀哉。